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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陈坚：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

　　中新社济南1月11日电题：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

　　——专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

　　作者吕妍

　　作为中国五岳之首和古代帝王封禅胜地，泰山被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是中国迄今所存面积最大的摩崖石刻佛经，刻在泰山中溪支流约1200平方米的缓坡溪床石坪上，构思奇巧，气势宏大。《金刚经》石刻缘何而来？佛教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如何与中国艺术形式融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佛教自传入后便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国佛教文化。中国的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等，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影响，其中，摩崖石刻具体受到了哪些影响？

　　陈坚：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而这中国化的佛教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真正实现了“文明互鉴”意义。

泰安洪顶山摩崖石刻。受访者供图

　　所谓“摩崖石刻”，广义而言就是人类在自然界的崖壁岩体上刻画和雕凿意在反映人类自身思想和实践的各种符号和图像。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岩画”，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摩崖石刻的内容也不断变化，日渐丰富。这在中国尤其表现为佛教传入后佛教题材的大量涌现，如甘肃敦煌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都是大型的佛教摩崖石刻群。至于规模较少或单体的佛教摩崖石刻，大江南北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依主题分，那么中国摩崖石刻中数量最多的就是佛教摩崖石刻，它们既是记录佛教中国化漫长千年历程的“有生命的石头”，同时又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艺术瑰宝。

　　中新社记者：佛教的《金刚经》为何会被刻在泰山的石壁上？这与《金刚经》蕴含的核心思想有关吗？

　　陈坚：从内容上看，中国的佛教摩崖石刻，包括石刻佛像、石刻佛经文句和石刻佛教名号。在山东众多的佛教摩崖石刻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石刻，刻的是鸠摩罗什(343-413)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即通行本《金刚经》)之前16章，也就是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至“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原文有2998字，现存1382字(含尚有痕迹者)，个个字大如斗，一尺见方，有“榜书之宗”的美誉。

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受访者供图

　　南北朝时期，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多地出现了大量摩崖石刻佛经，绝大部分都与《金刚经》义理相同亦即谈论“空观”的般若类经典，如徂徕山的《摩诃般若经》石刻和《文殊般若经》石刻、峄山的《文殊般若经》石刻、尖山的《思益经》石刻和《文殊般若经》石刻等。除了这些摩崖刻经，还有意在昭示“空观”的摩崖题名，如“文殊般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大空王佛”等。此外，泰山周边还有许多般若类经典的碑刻，如曲阜胜果寺的《金刚经》碑、兖州泗河和汶上水牛山的《文殊般若经》碑等。尤为重要的是，在洪顶山的《法洪铭赞》石刻，内容是印度僧人释法洪来到山东弘扬“空”观。

　　以上表明，南北朝时期，以讨论“空观”为内容的佛教般若学在山东地区非常流行，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缩影。因为中国化佛教，就是以般若“空观”为基础发展起来，是般若学在中国流行的直接结果，而《金刚经》则是对般若“空观”最经典最简洁的表达，雅俗共赏，僧俗共尊，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流行的佛经，自古至今，具有极高的佛教和文化价值。

　　在中国古代，那些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会“勒石为记”予以赞美推崇，俾使流传存世。虽然学界对泰山刻《金刚经》还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但从以此经为代表的般若学与中国佛教的特别密切关系来看，“勒石为记”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中新社记者：《金刚经》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陈坚：《金刚经》是汉译般若类经典的代表，是佛教“般若思想”的精华所在。所谓“般若”，乃是梵语“Prajna”的音译，意为“空性智慧”，亦即领悟“空”的智慧，它是佛教的最高智慧。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乃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圣山。泰山文化集儒佛道三教于一身，它所蕴含的“圆融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智慧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刚经》被刻在泰山上，应该是最完美地体现了佛教“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圆融智慧”的“高峰对话”，结果即产生或印证了佛教中国化，如天台宗、禅宗等。换言之即，佛教的“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的“圆融智慧”共同参与了中国化佛教的建构。

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受访者供图

　　《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取经过程中施展的七十二变就是《金刚经》中“空观”的体现：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不可执著于一个标准一种方法，只有随缘而变，才能解决问题。印度佛教是在印度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有特定的印度之缘；同样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因为中国文化的不同，必然随中国文化之缘而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这是《金刚经》“空观”的逻辑结论和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是以《金刚经》“空观”为核心的大乘佛教的内在要求。《金刚经》所说的“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以及“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也可以理解为只有不执著于印度佛教才能开出中国化的佛教，这体现出《金刚经》对佛教中国化的意义。

　　基于“空观”的大乘佛教是个开放体系，佛教中国化正是在大乘佛教的开放体系中自觉实现。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538—597)将这样的佛教中国化归结为“随情所立，助扬佛化”，其中的“情”就是中国文化之缘。

　　中新社记者：佛经是佛教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佛经的汉译又是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的？

　　陈坚：佛教的思想通过佛经来表达和传播。佛教传入中国就是从佛经的汉译开始，而佛教中国化也是从佛经的汉译开始。在汉译过程中，译者不是简单地移植印度佛经，而是充分考虑了译文如何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比如东晋时期道安法师(312—385)就曾提出，佛经汉译要遵循“五失本三不易”的原则(参见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大意是说，把印度语翻译成汉语并让中国人能读懂是不容易的(“三不易”)，因而在尽量保持佛经原意之下，有五种情况可以不必遵循原经文本而按照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习惯来加以翻译(“五失本”)，这其实就是佛经汉译过程中的中国化。

　　比如“五失本”之一是“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意思是说，印度佛经(“胡经”)重“质”不重“文”，而中国人(“秦人”)是“好文”的，所以翻译时不光是将其意思译出来，还要讲究译文的文雅和文学性，就像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金刚经》就是如此“文质彬彬”的“君子文”，有着极高的文学水准。《金刚经》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佛教流传最广且雅俗共尊的佛经，与其译文之优美文雅有极大的关系。

　　中新社记者：佛教传入并与中国文化融合发展后，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会如何影响世界？

陕西西安，大雁塔和玄奘雕像同框。唐朝高僧玄奘在推动以佛教为代表的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陈舒一摄

　　陈坚：所谓佛教中国化，其实就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并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佛教在古代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基于佛教“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圆融智慧”，建立起以和谐与包容为根本理念的中国化佛教。当前，随着中国扩大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化佛教也会随着这个缘走向更广大的世界，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和谐与包容的思想智慧。(完)

　　受访者简介：

　　陈坚，现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天台宗研究生导师等。主要研究佛学、中国哲学、儒佛道三教关系、中西宗教比较。著有《无分别的分别——比较宗教学视野下的佛教》，《心悟转法华——智顗“法华”诠释学研究》《无明即法性——天台宗止观思想研究》《烦恼即菩提——天台宗“性恶”思想研究》等。

胡昌升：铆足干劲加快农业强省建设，躬身笃行造福广大农民群众******

　　胡昌升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铆足干劲加快农业强省建设，躬身笃行造福广大农民群众

　　1月10日上午，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胡昌升出席并讲话。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高樯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1月10日上午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胡昌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靠市场主体，做大做强农业龙头企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铆足干劲加快农业强省建设，躬身笃行造福广大农民群众，努力开创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鹤主持会议。

　　会议总结了去年以来全省“三农”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形势，安排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会议指出，经过多年接续努力，我省“三农”工作重心已经发生历史性转移，农业产业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的窗口期，乡村建设进入加快补齐短板的机遇期，城镇乡村进入协同融合发展的突破期，正在向建设农业强省的奋斗目标迈进。

　　会议明确了建设农业强省的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定不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着力打造现代寒旱特色农业高地，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持续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甘肃打下坚实基础。

　　会议提出了2023年、未来五年和到2035年建设农业强省的奋斗目标，强调在新征程上推进农业强省建设，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因地制宜，坚持躬身实干，准确把握规律性认识和原则性要求，集中各方智慧，调动各方力量，形成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的强大合力。

　　会议围绕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安排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聚焦“守底线”，把防止规模性返贫作为重中之重，把确保粮食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持续在精准监测帮扶、促进脱贫县加快发展、深化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上下功夫，着力在耕地提升、种子种质、大类品种、多元供给等方面用力气，持续夯实“三农”基石。要聚焦“土特产”，挖掘“土”的资源，放大“特”的优势，提高“产”的效益，坚持用工业思维谋划农业，加快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养殖业牵引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和食品工业带动特色产业价值链提升，持续壮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要聚焦“能致富”，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强化技能培训促增收，强化利益联结促增收，强化政策扶持促增收，不断提升农民群众收入水平，让农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聚焦“现代化”，村庄建设突出积极稳妥，人居环境突出治污治乱，设施服务突出延伸增效，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在农村就能基本过上现代生活。要聚焦“增活力”，进一步优化科技供给、深化农村改革、激发群众内生动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聚焦“强保证”，不断健全党的领导、协调配合、干部培训、人才引育、要素保障、督查考核等机制，为“三农”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会议对近期需要抓好的重点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农村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扎实做好春节期间重要农副产品生产供应，高度重视农村安全生产工作，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信访问题解决力度，深入开展冬季欠薪整治行动，加强对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残疾人等困难群体的救助帮扶，让人民群众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春节。

　　石谋军、朱天舒、程晓波、孙雪涛、刘长根、张锦刚、张永霞、张伟参加会议。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张富贵）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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