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会现场讨论环节。 王健龙 摄
中新网马德里12月10日电 马德里当地时间9日,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界、业界和学界人士在联合国马德里气候大会中国角“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上围绕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传播干预低碳消费、融通气候与健康传播等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讨论。
此次边会由中国新闻社、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这也是中国新闻社连续第七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举办该主题边会。
本次边会由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综合部副主任张志强主持主题发言、中新社经济部记者夏宾主持圆桌讨论。
中国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副司长孙桢。夏宾 摄中国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副司长孙桢在致辞中表示,做好气候传播必须认清气候传播本身的特点,其大环境与其他传播不同,气候问题对于老百姓来说很难以从切身感受得到系统认识。低碳行动和能源转型的难度较大,对于传播工作也带来一定困难。
同时应注意到气候传播的国际合作也存在困难,各方在传播时难免带有自己的利益,这其中的传播就变得不那么容易把握。
下一步气候传播应该怎么做?孙桢表示,首先,要做气候传播过程中必须意识到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其次,讲清楚适应气候变化的故事、讲清楚气候变化的灾害,加强采取行动的紧迫性;第三,做好信息的传达工作,把做气候传播的身段放下来,回到好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夏宾 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表示,过去十年,中国的气候传播从零开始,逐渐成长。未来要学习借鉴国外经验,总结气候传播规律,打造气候传播工具箱,更好地指导气候传播各行为主体做好气候传播,并面向中小学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开展气候传播教育。
印度地球政策中心主席拉杰德拉·山地。夏宾 摄印度地球政策中心主席拉杰德拉·山地认为,当前人们对于气候变化紧迫感的认识实在不够。
“图片分析没有用、预测没有用、过去和现在的图片对比没有用、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的照片没有用,所有东西都不能让人们警醒起来。”他呼吁,每个人都不能事不关己地坐着,必须站起来去对应气候变化。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副校长黄南松。夏宾 摄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副校长黄南松认为,气候变化并没有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这是人们不愿意采取措施的一个主要因素。温室气体排放是工业发展的伴随结果之一,过去的人们并没有预料到未来会产生如此的严重后果。一些民众倾向于利用这场危机的原因和后果的不确定性,产生“过度乐观”的态度。
他还指出,许多人认为气候变化是潜在的、遥远的。2018年,一项关于公共政策优先事项的研究中,大多数人认为恐怖主义,教育和经济等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分别有73%、72%和71%的人认为是最重要的议题,而气候变化在名单上的优先级接近最低,只有46%的人认可它的重要性。
“看不到明显成果、缺乏成就感的情况下,坚持采取行动缓解气候变化是非常困难的。”黄南松说。
世界银行碳市场和创新部门项目经理普提。夏宾 摄世界银行碳市场和创新部门项目经理普提谈到了传播碳定价的重要性。他指出,关键利益相关者快速成为政策支持倡导者,同时获取了对政策的宝贵反馈,在预期和效益的推动下,传播碳定价愈加重要。
能源基金会传播总监荆卉。夏宾 摄如何走向低碳生活,能源基金会传播总监荆卉指出,可通过减少浪费型消费、选择高能效产品及寻求转化模式来实现。
在传播低碳生活方式上,荆卉建议,建立“低碳消费”、“高品质美好生活”和“可持续增长”的关联;把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生活和低碳消费与人们对当下的关注点相结合,聚焦“此时此刻”;基于价值观进行信息设计,尊重利益诉求,提供能够满足利益诉求的低碳选择;传播具体的、系统性的行为指导;把握有理性更有温度同时贴近生活、时尚、共创的调性。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气候应对处副处长张嫄。 夏宾 摄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气候应对处副处长张嫄指出,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低碳发展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价值和意义的内涵也是丰富和多方面的。不同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机构、个人,在不同的参与环境中,如所处不同的发展阶段、要解决的排放问题以及减排的路径选择,对公众参与会产生不同的需求,因而采取不同的目标导向和政策工具,导致相应的行为表现和效果也不尽相同。
“因此,从强化公众低碳意识、理念到采取具体行动,国内外不同城市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低碳发展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张嫄说。
守望地球理事会理事长谌良仲。夏宾 摄守望地球理事会理事长谌良仲表示,保护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基于科学和经济上可行的方案,而制定科学和经济上可行的方案,必须基于长期的野外监测的基础数据。野外科研和监测,贵在长期坚持,而野外监测的现场第一手数据的采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既耗时,又昂贵。公众科研为业余科学爱好者找到贡献自身力量的途径,为科学研究动员了大批承担日常基础工作的人手,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解决思路和一定程度的资金支持。
深圳标新科普研究院理事长陈素平。夏宾 摄深圳标新科普研究院理事长陈素平说,提高气候传播要增强公众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关注,可通过推动气候变化领域知识的传播、增强全社会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关注。
在圆桌讨论环节,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中国项目总监刘强、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项目主管王彬彬、广西大学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吴海荣、绿色创新发展中心运营总监汪燕辉、美国环保协会多边气候战略主任兼首席顾问AlexHanafi对中国气候传播的效果、中国气候传播的经验及学校、媒体、政府如何联手进行气候传播等热点议题进行了探讨。(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丨中国未来仍然是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吗?****** 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22年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210207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0%,经济增长快于多数主要经济体。与此同时,去年中国人口总量有所减少。 中国在未来是否仍然既是世界工厂,又是世界市场?全球疫情、地缘竞争,再叠加仍未偃旗息鼓的中美贸易战,又将如何影响中美两国企业对对方市场的看法和规划?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及《胡润百富》创刊人和首席研究员胡润就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郑艺认为,美国公司肯定会继续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市场。中国拥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制造能力非常有竞争力。中国在未来很多年里会继续扮演“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胡润:外企对在中国投资仍有浓厚兴趣来源:中国新闻网 胡润表示,外国企业对投资中国依然有浓厚的兴趣。这些公司有非常长期的战略,因为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而不是“我在这里赚个快钱然后拍拍屁股就走”的地方。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外国投资仍看重中国市场 中新社记者:美企如何看待它们在华经营的前景? 郑艺:美国现在有很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通胀达到过去40年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一直在积极提高利率,力图减缓通胀水平并重振劳动力市场。 同时,政策制定者要求美国公司“重新靠岸”或“近岸”。“重新靠岸”就是将公司带回美国;“近岸”就是将公司转移到离美国更近一些的地方。讽刺的是,如今“全球化”一词(在华盛顿)已经不是个好词了。 当前,美中关系处于低谷,美国政府出台了很多针对中国的法案,但对于美国公司来说,它们继续将中国视为非常重要的战略市场,包括美国商会的许多成员都是如此。 中新社记者: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美国在中国的实际投资同比增长26.1%,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您怎么看? 胡润:数据表明,外国企业对在中国进行新投资依然有浓厚的兴趣。可以看看在中国的外资及港澳台企业百强,这些公司在中国大陆经营的时间平均是57年,平均“年龄”91岁。大概有15到20家公司在中国经营超过100年。 这些公司有非常长期的战略,中国对它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它们可以在这里增加价值,也可以做出贡献。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些公司的长期投资和长远眼光。这不是“我在这里赚个快钱然后拍拍屁股就走”的问题,有些公司是这么做的,但这些100强公司不是这样的。 郑艺:美国公司肯定会继续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市场。美国商会的成员已经在这里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了,他们在中国进行长期投资。他们在中国经营,也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已经不仅仅是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了。中国市场潜力很大,所以它们在这里有很好的销量表现。外国投资对中国市场仍感兴趣。 资料图:上海洋山深水港。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美抨击中国成“家常便饭”对商业不利 中新社记者:如今美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如何?中美关系又会怎样影响中美两国的营商和投资环境呢? 郑艺:很遗憾的是,美国国内有种共识,就是中国应当被当作战略竞争者,因此所有的政策都围绕着这一点来制定。在过去,抨击中国通常是在政治竞选的时候,但现在抨击中国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这对双边商业关系不利。 我们一直认为,商业互动交流对两国都有好处。中国投资者在美国,对美国也是好事。这对美国经济确实有帮助,它创造了就业机会,也带来了税收,而且会帮助消费者。但现在的政治环境焦点更多放在保护自己的市场上。美国正在实施保护性很强的政策,所以需要一段时间,事情才会明朗起来。中国公司必须弄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但我们倾向于继续与中国公司合作,发展中国市场,并且乐于看到中国公司在美国做得很好。 中新社记者:中美两国之间的商贸联系可否作为“护栏”之一?商界可以以某种方式来改善关系吗? 郑艺:商业关系一直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石,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增长巨大,在加强双边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外贸伙伴,仅次于东盟和欧盟。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2022年前7月中美之间的贸易总额实际上增长了近12%。 两国在经济上是非常一体化的,无论是在贸易还是在投资领域。保持这些强大的商业关系符合两国的最佳利益。我当然希望这种商业关系成为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护栏”。 资料图:美国客户参观“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会”。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中国会继续扮演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 中新社记者:纪录片《美国工厂》在中美两国引发热议,而曹德旺关于中美两国生产成本的比较,经中国媒体报道后也成为热议话题。中国在未来是否仍然是世界工厂?中国和美国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是否已经改变? 胡润:看看过去20多年来中国创造的财富,最初房地产行业风头无两。大约10年前,制造业超过了房地产。如今,房地产在财富榜单上下降,而制造业继续保持强劲。不过,这两年有一个趋势,医疗保健行业增长显著。 郑艺: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中国一开始是一个低成本的制造基地,依靠廉价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从中美贸易战开始,美方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关税,因此,制造商不得不把一些业务转移到像越南这样的其他国家。自疫情发生之后,制造商开始考虑如何调整全球供应链战略。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不想只作为一个低成本的制造基地,要向价值链上游发展,真正从劳动密集型、低成本、重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转向更高端的制造,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转移,这符合中国的利益。 我认为中国将继续成为许多产品的主要制造基地,但可能会远离低成本的制造业。中国拥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制造能力非常有竞争力。因此,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未来很多年里会继续扮演世界工厂。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中国未来会继续扮演世界工厂和重要战略市场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记者:随着中国优化调整防疫政策,消费活力也不断提升。今后,中国除了将继续扮演世界工厂,其是否也将长期作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十分重要的战略市场? 郑艺:美国商会的成员已在华经营多年,他们在中国进行的是长期投资。这些企业在中国经营,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外国公司来华建生产基地,主要是为了对中国以外的市场出口;但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大多数企业会员在中国为这个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正如胡润先生刚刚指出的,因为中国市场潜力很大,所以他们在这里有很好的销售表现。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外国投资对中国市场仍充满浓厚兴趣,且将继续保持这种兴趣。 中新社记者:2013年,胡润曾说全中国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总数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但中国亿万富豪从事慈善的比例有待提高。近十年过去,中国企业家从事慈善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步?美国企业从事慈善有哪些成功经验可供借鉴? 胡润:慈善是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的事情,现在财富的创造速度太快,无法更快地捐赠出去,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我们做了一份100多年来全球范围内捐赠最多的慈善家报告,有几个中国人在上面。比如曹德旺,他捐赠了超过10亿美元,还有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比如已经去世的香港著名慈善家邵逸夫。美国与中国相比有税收上的优势,但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以非营利的方式有效地分布这些资本。 郑艺:我坚信中国会有更多的曹德旺和更多的比尔·盖茨,美国有一个更成熟的系统来支持慈善活动,正如胡润所说,中国需要一个更有利的税收制度来支持商业人士进行更多的慈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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