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人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参观。(新华社发,曾慧摄)
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在展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数字化、电动化和循环永续的集团战略与中国的发展方向相契合,中国在这三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在科技领域,有很多创新都来自中国,随后扩展到全世界。中国是推动新兴技术超大规模应用的热土。”
现在,宝马以北京、上海、沈阳、南京为基础,在中国建立了德国之外最大的研发和创新体系,在中国有约3200名员工从事研发、数字化、电动化等领域的创新工作。
宝马集团负责研发的董事弗兰克·韦伯(中文名韦博凡)告诉记者,对宝马而言,“中国研发团队的成功是全球研发团队成功的关键”,而且“很多中国供应商已经成为行业标杆,不仅是传统汽车零部件,还包括电池、电芯等领域”。
1月8日,一名女士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体验智能科技。新华社发(曾慧摄)
美国高通公司产品管理主任、全球车联网生态系统负责人吉姆·米塞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在车联网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政府引导功不可没。“我们在与美国相关产业决策者沟通时,经常提到中国经验。”
他说,中国政府积极推动蜂窝车联网技术(C-V2X)基础设施建设,加快C-V2X标准制定和技术升级,出台一系列规划和政策推动车联网产业发展。中国凭借创新能力、市场以及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正引领全球电动车技术和应用的创新发展。
中国创新理念厚植企业发展规划
除了跨国企业普遍认可中国的创新水平和市场活力,面向市场、积极创新的理念也植根到几乎所有参展中国企业的发展规划中,不少企业近年来对产品集成创新领域的重视和投入,在本届CES上初步展现出成果。
1月6日,人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参观深圳道通智能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人机。(新华社发,曾慧摄)
广州海葳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小型企业,专门制造可穿戴运动设备,上次参加CES是在2019年。这次参展公司主推的是拥有专利的自主品牌产品头戴式气传导运动耳机和女性耳机。
公司总监欧林芳告诉记者,近几年公司越来越认识到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创新。为此,公司与专业咨询公司合作调研美国市场,并且建立了30多人的研发团队。除产品外观,公司的研发还关注如何保证用户在户外运动享受耳机音效的同时,依旧能够听到外部环境中的警示音等。
1月6日,一名参观者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体验TCL的虚拟现实产品。新华社发(曾慧摄)
艾力斯特是来自浙江的按摩椅生产商,共有3000多名员工,其中研发团队200多人。这家企业参展负责人刘时坚介绍,随着创新深入,产品核心技术的研发已开始引入人工智能,以更好地辅助控制程序编程,实现针对消费者的个性化体验升级。
东莞永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智能灯具,今年第一次参加CES,拿出了拥有自主品牌和专利的产品。公司副总裁柯静娜介绍,公司有完整生产线和供应链,以及专业研发团队。近年来,公司越来越意识到,必须技术创新才能更好发展。
中国创新优势巩固全球供应链地位
在本届CES上,不少业内人士意识到,中国企业已开始向以创新谋发展的新平台升级,而中国厂商的展位较其他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人气更旺,强大的创新活力、配套能力和市场容量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产业优势,使之成为全球供应链不可替代的重要部分。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石永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机电产业韧性强劲,产业链较完整,供应链高效且配套完善,产能规模的综合优势显著,2009年至今保持着全球机电出口第一大国地位。当前,向产业链中上游领域纵深发展、注重自主品牌和研发已成为机电产业的整体发展趋势,这一产业正处于规模与质量兼顾,技术、质量、品牌、服务等综合性提质增效的阶段。
1月6日,人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参观海信展区。(新华社发,曾慧摄)
推动中国创新强劲发展的动力,除了明确的政策引导、坚实的创新能力,还有中国企业家蓬勃的创新精神和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
来自深圳的雷音音频公司主打针对音乐发烧友的高端耳机产品。该公司董事长王塾增的话代表了很多中国初创企业的精神。他说,这几年,为在全球竞争中胜出,“我们必须创新”。
1月6日,人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参观宇树科技展区。新华社发(曾慧摄)
同时,CES上很多海外企业家认为,充分的市场竞争是中国创新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专注于研发全自主送货机器人的美国科技初创企业Ottonomy的首席执行官里图卡尔·维贾伊表示,该公司密切关注中国智能机器人企业的创新解决方案,因为中国机器人市场很大,而且竞争激烈,中国公司在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方案上有很多开创性成果。
韦博凡特别谈到中国消费者对产品创新的推动力。他说,中国消费者对变化的接纳程度很高、很快,“这对我们激励很大”。创新的动力就来自中国消费者这样善于接受新事物并乐于接受新事物的特质。
史安斌: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以网为媒“催化”人类文明共享共荣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映射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表现为三个相互交叠的发展趋势:首先,尽管“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未改变,但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媒体力量在“西方缺位”的背景下日渐强大;其次,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导致部分西方国家陷入“抗疫”与“抗议”的双重困境,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向中国“甩锅”“追责”,国际舆论环境更为错综复杂;再次,尽管媒介泛社交化已经成为网络传播领域的新常态,但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进一步加剧了舆论极化的态势。
我们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网络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变革当中,从而在“大变局”和“大疫情”的纵横交织中寻找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困局
21世纪蓬勃兴起的前沿科技将人类传播带入智能媒体时代。借助手机等随身媒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媒介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畅想的“地球村”已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然而,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信息疫情”加剧了人类冲突风险。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在新闻传播领域“第一落点”的定位日趋凸显,各类碎片化的虚假信息、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趋势。相较于主流媒体,一些网民开始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更有甚者,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共识的撕裂,形成各式各样“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偏见闭环”,阻断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
各类智能媒体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在为用户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其接受信息的性质、类型和范围等。研究显示,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用户的社交网络。这不仅基于其所拥有的朋友数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类型。社交平台通过关注用户的朋友圈、兴趣爱好以及推送机制强化其社区归属感。传统主流媒体不仅思考“受众对什么感兴趣”,还会考虑“受众应该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新闻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台的把关机制则首要考虑的是“对用户来说什么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现不仅仅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转变,更是把关标准的转变。基于个体价值的“过滤气泡”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偏见闭环”。失去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和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早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贺信中为各国媒体共同探索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应当“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考虑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可以采用以网为媒的思路,分析梳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扮演的“桥梁”及“催化剂”角色,催生建立世界各国广泛参与的文明交流互鉴机制,在“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下维系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和永续和平。
如何摆脱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困局,实现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能媒体在技术和机制上进行自我完善和修正之外,还要靠提升人类自身的跨文化传播素养和以重点新闻网站与大型社交平台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首先,无论是新闻内容生产者、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的运营者还是受众、用户,都应当像对待自身文化那样尊重其他文化价值观,不应使用语言或符码来有意贬低“他者”,从而打破“偏见闭环”对个体和社群的桎梏。
其次,信息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应当客观、真实地认识和再现外部世界。诚然,不同文化对“真实”的界定并不相同。所谓“真实”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建构。即便如此,在跨文化传播中,信息和内容生产主体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误导和欺骗受众。
最后,聚焦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沟通与组织交流,关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集”和“共情”,最大限度地做好跨文化传播,消弭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上述智能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建议旨在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社群与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与交流互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观点都精辟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影响之下,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为破解智能媒体时代的“偏见闭环”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困局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球传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探索出一条更加普惠公平、多元包容的发展道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享共荣。
作者: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3期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