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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足敲定世界杯“假想敌” 热身赛将远赴西班牙******

　　将远赴西班牙踢4场热身赛 全是高强度

　　中国女足敲定世界杯“假想敌”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在1月20日结束集训后，中国女足将于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五)在广州重新集中，随后于2月10日前往西班牙参加世界杯前系列热身赛。

　　据了解，在西班牙期间，中国队将分别于当地时间2月14日、16日、19日、22日在马贝拉进行4场国际热身赛，对手分别为瑞典女足、爱尔兰女足以及两支西甲俱乐部队。因在今年世界杯小组赛中与英格兰队、丹麦队两支欧洲劲旅同组，中国女足将把4个热身对手视为世界杯假想敌，从而进一步熟悉、适应与欧洲球队交手的高速率和强对抗节奏。

　　集训

　　计划在广州训练两周多 于2月10日前往西班牙

　　中国女足从去年12月5日在海口开启新一期冬训，其中首阶段集训于今年1月20日告一段落。球队全员回家过年之后，将于1月26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五在广州市重新集中。

　　按照计划，球队将在广州进行两周多的集训，随后于2月10日启程前往西班牙。在此之前，瑞典足协已经通过官方渠道宣布，瑞典女足将于当地时间2月16日晚在马贝拉与中国女足进行一场国际A级热身赛。而这场比赛也是中国女足在西班牙参加的4场热身赛之一。

　　热身

　　中国女足将对阵瑞典、爱尔兰 还会与西甲俱乐部队赛两场

　　国际足联赛历显示，2月13日至25日是本年度首期女足国际比赛日窗口期。利用这一周期，跻身2023年女足世界杯的诸旅纷纷安排了高质量热身。而中国女足除与瑞典队热身外，将于当地时间2月22日与爱尔兰队进行另外一场国际A级热身赛。考虑到出访热身机会比较难得，中国女足在中国足协的争取下，还将与西甲俱乐部队进行两场热身赛。

　　备战

　　提升竞争力和应变能力 女足将以最强阵容参赛

　　从行程安排来看，中国女足此次出访西班牙，其主要目的便是通过有针对性的热身赛，提升国际比赛竞争力和应变能力。这是因为，中国女足将在今年女足世界杯小组赛上与女足欧洲杯冠军英格兰队、北欧劲旅丹麦队同组。目前英格兰队、丹麦队分列世界第4位、第18位，而瑞典队、爱尔兰队分列世界第3位和第23位。从技术特点来说，爱尔兰队、瑞典队分别与英格兰队、丹麦队相近，也就是兼具身体力量、攻防转换速率的优势，因此中国女足与爱、瑞两队热身质量将有所保障。

　　按照中国足协发布的官方集训通知，共有27名球员参加了在海口进行的冬训首阶段训练。不过，由于超过10名女足球员分别留洋欧洲、北美职业俱乐部，因此包括王霜在内，部分留洋国脚届时将从各自俱乐部直奔西班牙与球队会合。换言之，中国女足将以最强阵参加2月的系列热身赛。

　　文/本报记者 肖赧 统筹/王咏 供图/视觉中国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